苏洵

苏洵(1009年-1066年),字明允,汉族,眉州眉山(今属四川眉山人)。北宋文学家,与其子苏轼、苏辙合称“三苏”,均被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。苏洵长于散文,尤擅政论,议论明畅,笔势雄健,有《嘉祐集》传世。 ►[55篇诗文] ►[2条名句]

主要成就

文学成就
 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。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“言当世之要”,是为了“施之于今”。
  曾巩说苏洵“颇喜言兵”。苏洵还强调打速决战、突击取胜避实击虚、以强攻弱、善用奇兵和疑兵等战略战术原则。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,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。在《送石昌言使北引》中,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,藐视敌人,写得有气势。
 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,论据有力,语言锋利,纵横恣肆,具有雄辩的说服力。欧阳修称赞他“博辩宏伟”,“纵横上下,出入驰骤,必造于深微而后止”(《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》);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“指事析理,引物托喻”,“烦能不乱,肆能不流”(《苏明允哀词》),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。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,而又富于变化。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、纡徐宛转见长。苏洵在《上田枢密书》中也自评其文兼得“诗人之优柔,骚人之清深,孟、韩之温淳,迁、固之雄刚,孙、吴之简切”。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、凝炼隽永;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,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,如《仲兄字文甫说》,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,即是一例。
  苏洵论文,见解亦精辟。苏洵提倡学习古文,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;主张文章应“有为而作”,“言必中当世之过”;强调文章要“得乎吾心”,写“胸中之言”。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法和共同要求。他特别善于从作品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与艺术特色。
  苏洵作诗不多,擅写五古,质朴苍劲。宋人叶梦得评其诗“精深有味,语不徒发,正类其文”(《石林诗话》)。其《欧阳永叔白兔》《忆山送人》《颜书》《答二任》《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》等都不失为佳作,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。
  在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的苏洵著作,原版本大都散佚,今存的有北宋刊: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》残卷。通行本有《嘉祐集》《15卷、《四部丛刊》影宋钞本。

谱学贡献
  苏洵在谱学领域贡献巨大,他创造了现代修谱方法之一的苏氏谱例,影响巨大,时至今日仍然是许多地方和姓氏的修谱范例。其体平列,世序直陈,用表格的形式记述先祖世系。在表中人名下注出其仕宦、行迹、配偶、死葬、享年并依次书写子孙后代,各代标明辈分。其谱例以五世为表,以宗法为则,详近而略远,尊近而贬远,主张睦族、恤族、化俗。其特点是篇幅大,记载内容多。苏氏谱例与欧阳修创立的另一谱例一道,被世人称为“欧苏谱例”。

人物生平

大事年表
  父亲苏序,母亲史氏,有两位兄长苏澹、苏涣。苏洵少时不好读,19岁时娶妻程氏,27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,经过十多年的苦读,学业大进。
  仁宗嘉祐元年(1056),他带领苏轼、苏辙到汴京,谒翰林学士欧阳修。欧阳修很赞赏他的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、《几策》等文章,认为可与贾谊、刘向相媲美,于是向朝廷推荐。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,文名因而大盛。
  嘉祐二年(1057年),二子同榜应试及第,轰动京师。
  嘉祐三年(1058年),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,他推托有病,不肯应诏。
  嘉祐五年(1060年),经韩琦推荐任秘书省校书郎,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,又授命与陈州项城(今属河南)县令姚辟同修礼书《太常因革礼》一百卷。书成不久,即去世,追赠光禄寺丞。

事佛奉道
  苏洵生活于佛、道发展兴盛的北宋前期,受时代潮流及出生环境的影响,苏洵也有一些佛、道观念。苏洵信奉佛道,其外在表现是游道观佛寺,交道士僧人,舍心爱之物为死去的亲人祈冥福等;其内在表现则体现了其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之中,苏洵的文学创作过程论受启于《庄子》,他的文学作品涉及到道教的仙话传奇,灵验故事,宫观胜境等,其政治思想从渊源、重要观点到语言文字无不留下道家的痕迹。苏洵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思想中涉及佛教的比较少见,受道家道教的影响却十分明显。
  苏轼在《子由生日,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》一诗中写道:“君少与我师皇坟,旁资老聘释迦文。”说的是苏轼苏辙兄弟庆历年间在家以父为师时的事情,可见苏洵对道释经籍是有所研读的,不仅如此,还让儿子也一起读。苏轼曾提到双亲笃信佛教:“昔予先君文安主薄赠中大夫讳洵,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,皆性仁行廉,崇信三宝。捐馆之日,追述遗意,舍所爱作佛事,虽力有所此,而志则无尽。”至于对道教的信仰,苏洵自己有记载:“洵尝于天圣庚午(即1030年)重九日玉局观无碍子肆中见一画像,笔法清奇。云乃张仙也,有祷必应。因解玉环易之。”苏洵十九岁娶眉山大户程氏之女为妻,到二十三岁(即天圣庚午)还未有子嗣,因此在游成都玉局观见到被称为以祈嗣的张仙画像,就购置回家。祈曰:“某等不德所召,艰于嗣息,堇皈遗教,瞻奉尊彦。夫妇行四拜礼,诣香案上香,献酒。读祝再四拜。”苏洵的佛道信奉主要体现在游览佛道的名胜古迹,接交道士、僧人。
  苏洵少不喜学,由于父亲健在,没有养家之累,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象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,走了不少地方。后来又陪同儿子两次进京,一次经水路,一次经陆路,遍游了沿途的名胜古迹。
  苏洵游过的道释名胜古迹大致有青城山和峨眉山、成都的玉局观、庐山的东林寺和西林寺、虔州的天竺寺、丰都的仙都观等。
  苏洵游峨眉山和青城山是在青少年时期,其《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》诗中云:“少年喜奇迹,落拓鞍马间。纵目视天下,爱此宇宙宽。岷峨最先见,晴光压西川。”
  庆历年间,苏洵进京参加制举考试,不中,便南游嵩洛庐山,在庐山他游历了东林寺和西林寺,并同这里的两位高僧讷禅师和景福顺长老交游月余。《忆山送人》诗中详细记载了这次游历的情形:“次入二林寺,遂获高僧言。问以绝胜境,导我同跻攀。逾月不厌倦,岩谷行欲殚。”苏洵在庐山同二僧共游居一个多月,并“获高僧言”这件事,苏轼、苏辙都有记载。苏辙云:“辙幼侍先君,闻尝游庐山过圆通,见讷禅师,留连久之。元丰五年以谴居高安,景福顺公不远百里惠然来访。自言昔从讷于圆通,逮与先君游。岁月迁谢,今三十六年矣。二公皆吾里人,讷之化去已十一年。”从庐山下来,苏洵又南游虔州(今江西赣州),在虔州,苏洵结识了当地隐士钟子翼兄弟,在他们的陪同下游览了马祖岩和天竺寺。大概在皇祐初年,苏洵到岷山白云溪拜访了隐士张俞,苏轼在《张白云诗跋》中说:“张俞,少愚,西蜀隐君子也。与予先君游居岷山下……”张俞的事迹在王称的《东都事略》中有传,“张俞,字少愚,少嗜书,好为诗,……俞为人不妄忧喜,性淳情澹,有超然远俗之志。”朝廷曾六次下诏要其出仕,“卒不起,遂隐居青城山之白云溪。”按青城山白云溪是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廷晚年所居之地,文彦博治蜀时安排张俞居住白云溪,显然是张俞对道教有特别兴趣的原因,苏洵与他交游,道家道教大概是其交谈内容之一。嘉祐初,苏洵带二子进京应试,在京期间,认识了保聪禅师,“予在京师,彭州僧保聪来求识予甚勤,及至蜀,闻其自京师归,布衣蔬食以为其徒先,凡若干年,而所居圆觉院大治。”
  嘉祐四年苏洵带领全家乘船沿岷江而下,东出三峡,走水路进京,在丰都参观了仙都观,传说这是阴长生升仙的地方,写有《题仙都观》诗凭吊这个仙人。

评价

  除了在家庭教育上称得上是天下父亲的典范,在自学成材上,苏洵也是后人的楷模。“苏老泉,二十七,始发奋,读书籍。”这是《三字经》里对于苏洵的描述。苏洵是幸运的,创造了中国第一文人家庭的奇迹。

晚岁登门最不才,萧萧华发映金罍。

不堪丞相延东阁,闲伴诸儒老曲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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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昌言举进士时,吾始数岁,未学也。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,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;家居相近,又以亲戚故,甚狎。昌言举进士,日有名。吾后渐长,亦稍知读书,学句读、属对、声律,未成而废。昌言闻吾废学,虽不言,察其意,甚恨。后十余年,昌言及第第四人,守官四方,不相闻。吾日益壮大,乃能感悔,摧折复学。又数年,游京师,见昌言长安,相与劳问,如平生欢。出文十数首,昌言甚喜称善。吾晚学无师,虽日当文,中甚自惭;及闻昌言说,乃颇自喜。今十余年,又来京师,而昌言官两制,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庭,建大旆,从骑数百,送车千乘,出都门,意气慨然。自思为儿时,见昌言先府君旁,安知其至此?富贵不足怪,吾于昌言独有感也!大丈夫生不为将,得为使,折冲口舌之间足矣。

  往年彭任从富公使还,为我言曰:“既出境,宿驿亭。闻介马数万骑驰过,剑槊相摩,终夜有声,从者怛然失色。及明,视道上马迹,尚心掉不自禁。”凡虏所以夸耀中国者,多此类。中国之人不测也,故或至于震惧而失辞,以为夷狄笑。呜呼!何其不思之甚也!昔者奉春君使冒顿,壮士健马皆匿不见,是以有平城之役。今之匈奴,吾知其无能为也。孟子曰:“说大人则藐之。”况与夷狄!请以为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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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国破灭,非兵不利,战不善,弊在赂秦。赂秦而力亏,破灭之道也。或曰:六国互丧,率赂秦耶?曰:不赂者以赂者丧,盖失强援,不能独完。故曰:弊在赂秦也。

  秦以攻取之外,小则获邑,大则得城。较秦之所得,与战胜而得者,其实百倍;诸侯之所亡,与战败而亡者,其实亦百倍。则秦之所大欲,诸侯之所大患,固不在战矣。思厥先祖父,暴霜露,斩荆棘,以有尺寸之地。子孙视之不甚惜,举以予人,如弃草芥。今日割五城,明日割十城,然后得一夕安寝。起视四境,而秦兵又至矣。然则诸侯之地有限,暴秦之欲无厌,奉之弥繁,侵之愈急。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。至于颠覆,理固宜然。古人云:“以地事秦,犹抱薪救火,薪不尽,火不灭。”此言得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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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将之道,当先治心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,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,然后可以制利害,可以待敌。

  凡兵上义;不义,虽利勿动。非一动之为利害,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。夫惟义可以怒士,士以义怒,可与百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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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管仲相桓公,霸诸侯,攘夷狄,终其身齐国富强,诸侯不敢叛。管仲死,竖刁、易牙、开方用,威公薨于乱,五公子争立,其祸蔓延,讫简公,齐无宁岁。夫功之成,非成于成之日,盖必有所由起;祸之作,不作于作之日,亦必有所由兆。故齐之治也,吾不曰管仲,而曰鲍叔。及其乱也,吾不曰竖刁、易牙、开方,而曰管仲。何则?竖刁、易牙、开方三子,彼固乱人国者,顾其用之者,威公也。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,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。彼威公何人也?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,管仲也。仲之疾也,公问之相。当是时也,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。而其言乃不过曰:竖刁、易牙、开方三子,非人情,不可近而已。

  呜呼!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?仲与威公处几年矣,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?威公声不绝于耳,色不绝于目,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。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,徒以有仲焉耳。一日无仲,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。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威公之手足耶?夫齐国不患有三子,而患无仲。有仲,则三子者,三匹夫耳。不然,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?虽威公幸而听仲,诛此三人,而其余者,仲能悉数而去之耶?呜呼!仲可谓不知本者矣。因威公之问,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,则仲虽死,而齐国未为无仲也。夫何患三子者?不言可也。五伯莫盛于威、文,文公之才,不过威公,其臣又皆不及仲;灵公之虐,不如孝公之宽厚。文公死,诸侯不敢叛晋,晋习文公之余威,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。何者?其君虽不肖,而尚有老成人焉。威公之薨也,一乱涂地,无惑也,彼独恃一管仲,而仲则死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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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事有必至,理有固然。惟天下之静者,乃能见微而知著。月晕而风,础润而雨,人人知之。人事之推移,理势之相因,其疏阔而难知,变化而不可测者,孰与天地阴阳之事。而贤者有不知,其故何也?好恶乱其中,而利害夺其外也!

  昔者,山巨源见王衍曰:“误天下苍生者,必此人也!”郭汾阳见卢杞曰:“此人得志。吾子孙无遗类矣!”自今而言之,其理固有可见者。以吾观之,王衍之为人,容貌言语,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。然不忮不求,与物浮沉。使晋无惠帝,仅得中主,虽衍百千,何从而乱天下乎?卢杞之奸,固足以败国。然而不学无文,容貌不足以动人,言语不足以眩世,非德宗之鄙暗,亦何从而用之?由是言之,二公之料二子,亦容有未必然也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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